德国法学家魏德士过去觉得，法理学主要有经验功能、剖析功能和规范功能。[1]这种经验和剖析自然需要以一国的现行法律规范为基础，然而如此的需要在国内的法理学研究中却被忽略了。为证明这一问题的存在，大家将以2021年的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剖析》（以下简称《剖析》）中的法理学内容为基础，对法理学脱离现行法的问题进行剖析。
1、法理学脱离中国法律实践的具体表现
（一）直接与国内现行法律规范相矛盾
法理学所讲解的教义应该以国内现行的法律规定为基础，其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对现行法律规范的理解和应用。但《剖析》的有的内容却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。譬如《剖析》觉得法院可以对违法者予以训诫、责任具结悔过、收缴非法所得，并称这类手段为民事制裁。[2]然后依据大家现行法的规定，法院无权在民事案件作出上述处罚；即使有权作出如此的处罚也不可以视为民事制裁，由于民事责任是一种私法责任，涉及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。再譬如在部门法的划分问题上，《剖析》将国家安全法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划为行政法，将保护自然渊源和生态环境法、能源法、教师法、教育法、卫生法归到社会法。这种做法既模糊了部门法划分的规范，也与全国人大发布的《现行有效法律目录》中的分类明显不符。
（二）法学教义缺少现行的法律依据
法理学教程对国内某些法律规范的描述，在国内的现行法律体系中根本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，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法律责任的免责问题。依《剖析》的说法，所谓免责，是指法律责任因为出现法定条件被部分或全部地免除。并觉得免责不同于不负责任或无责任。[3]依据此种概念，大家发现所谓的免责问题在国内法律规范中根本就没有。
第一，国内现行的法律规定并没“免责”这一定义。国内刑法只规定了“不负刑事责任”，“不再追诉”或“不予追究”，“从轻、减轻、免除处罚”，“免予刑事处罚”等4状况，并没有减、免责任的规定。在民事范围，国内民法典只有“不承担责任”和“减轻责任”的规定。其中提到“不承担责任”的条文有9个，“不承担民事责任”7个，“不承担赔偿责任”6个，“不承担侵权责任”3个。至于民事责任是不是免除的问题，基于私法自治原则，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。所以，国内的刑法和民法根本就没“免责”这一说法。
第二，《考试剖析》提到的免责事由并没有关的法律依据来支撑。以“时效免责”为例，基于国内的民法理论，超越诉讼时效后，权利人丧失的只不过程序上的胜诉权，但并没丧失实体权，所以权利人仍然有权利需要义务履行法律责任。再以“有效弥补”为例，国内《刑法》并没关于“弥补”方面的规定，只有关于暂停犯“没导致损害的，应当免除处罚”的规定。国内《民法典》共有10处提到应当“采取弥补手段”，意味着如没采取弥补手段而导致损失的，要承担民事责任，但民法典并没提到“有效弥补”是不是免责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177条的规定，只不过适当的自肋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，并没有“自助免责”的问题。
（三）法学教义的总结具备武断性和片面化
法理学的有关教义刚开始是来源于于部门法，是将部门法的理论进行常见化从而形成一般性的法教义学。但大家法理学教程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：片面地将某个部门法的理论武断地视为一种常见性理论。譬如《考试剖析》将归责原则概括为责任法定、责任与处罚相称、责任自负等原则。[4]这类归责原则事实上是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、罪责刑相适合、责任自负原则机械地照搬过来，忽略了这类刑事原则并不适用于民事责任的问题。在民法范围，民事责任完全可以由当事人来约定，民事责任并不都是法定的。并且在确定民事责任时，民事责任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遵循一种等量关系。近年来，惩罚性赔偿的范围日益扩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除此之外，连带责任、替代责任、补充责任在民事范围很多存在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自负的问题。
除上述例证以外，法理学更多是将民法范围的某些理论强行地常见化，将它描述为所有法律部门所共有些理论。譬如法律渊源问题，更多是私法范围的问题，至少在刑法范围，没哪位刑法学者会去讨论刑法的渊源应该是什么之类的问题。
2、导致此种现象是什么原因
（一）法理学研究过分地追求抽象化
法理学被觉得是关于法的一般性理论和常见性理论，于是法理学研究者一直力图让自己所得出的某种结论具备常见性。受这种思想的驱动，学者们容易忘却一种法律理论一般是基于特定法律体系所得出的，与具体的法律规范密切相联。假如脱离其生成的法律环境，这种理论可能就会丧失其有效性。某个具体法律部门中的理论，并非都具备常见性的。盲目追求理论化、抽象化，就容易导致法学理论脱离法律现实。
（二）法理学研究忽略与部门法的联系
国内的法律体系依据肯定标准划可以分为若干个部门，法学的理论研究与法学专业的划分总是与这种部门法划分相对应。于是，学者们研究的范围范围一般有着较为明显的分工。这种分工虽然有益于某一法律范围研究的精细化，但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法学者只关注本范围的法律问题，对其它法律范围中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认知。譬如刑法学者可能极少去关心民法中的物权问题；甚至在民法范围，研究合同法的学者也不太关心婚姻法的变化进步。部门法之间缺少足够的相互联系，法理学研究更是满足于构建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，却忽略部门法范围具体的法律规定。法理学研究与部门法的脱节，致使了法理学中的某些教义缺少现实的法律依据。
（三）轻视基本的形式逻辑练习
法理学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剖析总结，而进行这一种活动就不能离开语言学和逻辑学工具。在形式逻辑规则的引导之下，一旦背离现行的实在法体系，大家就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逻辑问题。譬如《剖析》将《民法典》第179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法称为民事制裁，那样从逻辑上说，这就意味法律制裁就应该是法律责任的承担方法，但教程好像又没说明这一点。再譬如《剖析》将法律责任分为刑事、民事、行政和违宪责任，[5]在逻辑上明显存在分类不全的问题。假如有人违反劳动法拖欠薪资的话，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没办法归类到上述任何一类。除此之外，从逻辑上说，分类的规范需要单一，[6]假如标准不单一的话就会存在子项交叉的问题。而在大家的法理学教程中，分类标准不清楚，或者明确提出多重分类标准的现象却很常见。
3、构成法理学教义的思路
（一）立足现行的实在法
法学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，任何一种法学教义最后还是要服务本国的法律实践。所以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法律实践，法学教义的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的现行法律规范。法理学应当基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剖析、总结，并进而进行系统化研究，不然所谓的理论只不过学者的臆造和空想。法理学家第一应该是法学家而不是哲学家、社会学家，他第一应该关注是法律的具体规定是什么，然后才考虑法律应当是什么。法理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对部门法的研究和应用起指导用途，而不是为了将部门法的理论常见化。是特定部门法的问题，应当在部门法范围范围内进行研究，一旦超出该部门法范围，这种理论自己可能就会丧失其意义。
（二）分清法律事实问题与规范性问题
学法律的人第一应该了解法律是什么，然后再去知道法律应当是什么。所以法理学就面临两个任务：一是对既有些法律规范进行经验性描述，旨在告诉大家法律是什么；二是对既有法律规范的一种评价，旨在说明法律应该是什么。现行的法律规范是什么是一种事实问题，法律规范应该是什么是一种看法或评价，是规范性问题。法理学教科书应该将两类问题区别了解，防止将规范性问题作为事实性问题来传授。譬如有的法理学教程将国内法律划分为9个法律部门，[7]这一做就是典型地以看法代替事实。再譬如法律具备国家性和强制性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，但假如觉得法律具备程序正当性或可诉性则是一种评价，由于大家只能说法律应当具备程序正当性或可诉性，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法律都具备程序正当性或可诉性。
（三）坚持法学理论的当地化
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都不是完全一样的，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国情。而一种法学理论的提出，一般是基于对本国法律规范的考察，它是不是具备一种普适性则需要依据各国的国情来具体考察。假如盲目引入西方的法学理论而不考虑到国内的具体国情，就比较容易使这种理论与国内现行的法律规范相冲突，导致法学理论背离法律现实。譬如法理学中的法律原则理论，更多的是介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原则理论，但德沃金的原则理论是美国普通法文化的产物，并不符合国内的国情。以国内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、罪刑相适应原则为例，这类原则并不具备原则理论所描述的特点，并且国内法官也不可能将一句法律格言作为判案的依据。立足于本国的法律规范，同时将海外的法学理论与本国现行法律规定相结合，应当成为国内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要紧原则。
4、结论
在大学法学教学中，不少学生并没感觉到法理学的重要程度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有的教义与现行法律并没太多的联系，甚至与现行法律相冲突。如此的教义非但不会对司法实践有官方报价值，甚至是会产生负面的成效。只有结合中国的国情，立足于现行法的具体规定，并且将经验描述与主观评价相离别，如此的法理学教义才能真的地发挥其价值。
